在一个特赦战犯的活动中，沈醉随着其他原国民党成员来到江南。在拜谒中山陵之后，队伍暂时散开，他心中只念着一件事：前去探访戴笠的墓地。这个念头在他心中埋藏了许多年。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因飞机失事去世，消息传来令沈醉震惊。戴笠不仅是他的上级，也是将他从一个年轻联络员提升为军统要员的人。

沈醉于191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，早期怀着救国的理想来到上海，借助姐夫的关系进入军统，从事情报工作。起初，戴笠并不是看中沈醉的魄力，而是他的灵活、记忆与办事能力。他将沈醉推上了法租界情报组的组长职位，尽管沈醉心中忐忑，戴笠却告诉他这是一个机会，必须去承担。这句话成为沈醉人生的转折点，让他逐渐学会了伪装、搜集情报等技能。

从1941年至1942年，沈醉的职务不断晋升，28岁时已成为军统局总务处的少将，这在军统内部显得十分罕见。戴笠对他的扶持体现在工作、婚姻等多方面。尽管与白云有过感情并育有子女，但因思想差异而分开。后来他与粟燕萍结婚，生活逐渐稳定下来。 千亿球友会

沈醉对戴笠的依赖不仅源自于职务，也来自于长久以来建立的私人感情。在戴笠去世后，沈醉甚至考虑冒险进入解放区寻找他的遗骸，并参与了戴笠的后事和墓地修建。然而，军统的权力并非个人感情所能维持，戴笠的离世使得他失去了重要的支持，逐渐受到排挤，最终被派往云南。1949年，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，沈醉的处境也变得非常困难，他把家人送往香港，而自己则留在云南。

他参与了云南起义，但不久就被关押，经历多次转押。十年的改造，让他的身份和对往事的看法都发生了改变。他承认以往自己将对上司的服从看作忠诚，而忽视了命令对他人造成的影响。1959年底肖获释，沈醉随后安排从事政协文史工作，整理档案和撰写回忆材料。

尽管如此，南京之行的核心依然是戴笠的墓。当他到达墓地时，昔日的墓碑已不见，但墓穴主体并未被破坏。他意识到自己对墓地遭破坏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。站在墓前，他既没有为戴笠辩解，也没有为自己开脱，而是回顾起自己的人生经历。戴笠的恩情和造成的伤害都是实实在在的，两者不能相互抵消。 千亿球友会

多年后，沈醉与妻子和孩子在香港团聚，家人希望他留下，但他坚定表示要回大陆，认为自己不能辜负共产党给予的信任。这并非一时冲动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。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《我这三十年》，其中既包含对戴笠的追忆，也涉及对自己过去的反省。那次祭墓，没有仪式和旁观者，沈醉确认了旧日上司的墓依然存在，而他自己却已与年轻时的自己截然不同，不再是那个只知服从命令的军统少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