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0年9月，龚楚在九十岁高龄时，终于在亲属的陪同下回到故乡广东韶关，离开这里四十多年后，他再次踏上了乐昌的土地。返乡的过程并不容易，地方政府事先进行了一些安排，明确根据他的国民党身份妥善处理。对此，龚楚对此过了很长时间的犹豫，最终决定寄送三封信给邓小平、王震和杨尚昆，请求回乡居住。他的侄孙龚洪水也代他向邓小平发电报，报告这位老人的归来。接到消息的邓小平亲自拨打电话，与龚楚进行联系。在这通历久弥新的电话中，龚楚激动得落泪，回忆起过往的革命岁月。

龚楚出生于广东乐昌，年轻时参与过粤军，接触到进步思想后，于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，并在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。他因军事训练较早而迅速在农民运动和地方武装中展露头角。1927年南昌起义中，他担任了贺龙部队的基层政治职务，参与了地方武装的改编，并在部队转移时担当前导。后来，他进入红四军的领导层，与毛泽东、朱德并肩作战，成为早期红军的重要骨干之一。在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后，他与邓小平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。

然而，随着其地位的上升，龚楚的性格也逐渐显露出自负。1933年，他对革命前景感到消沉，受到组织批评后曾试图反省，但并未根治他的动摇。1935年，由于与上级失联以及生存压力，他开始产生叛逃的想法，最终投向国民党并协助敌方行动，甚至企图捕捉像陈毅和项英这样的革命领导人。一次，他带领国民党部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，试图以“加强领导”为名拉拢陈毅和项英，但因陈毅警觉而未能成功。 千亿球友会

龚楚的阴暗勾当导致了多起游击队的惨重损失，使他背负了沉重的历史责任。1949年，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，龚楚的部队被迫向解放军投降，之后他被送到香港，转而以龚松庵的身份生活，尝试逐渐远离政治。

在香港度过了四十多年后，随着故乡的召唤愈加强烈，他终于在政策变动后鼓起勇气向邓小平请求回乡。归乡后，他和家庭帮助乐昌引进资金及项目，但他在历史上所作的选择和陈毅识破其叛变之心的瞬间，依然无法被抹去。他所写的信件被保存下来，成为南方游击战中一次关键判断的见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