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6年1月15日，北京寒风刺骨，送周恩来灵柩的人潮从人民大会堂延伸到长安街。李鹏戴着黑纱，站在队伍中一言不发；亲友劝他回去休息，他却摇头，说还要在周伯伯身边多待一会儿。现场的这一幕引发了外界对他与周恩来关系的种种猜测，甚至流传出“被收养”为养子的说法。李鹏没有当场解释，把悲痛埋在心里；直到2014年，他在回忆录中郑重写道，把他说成周总理的养子是不准确的。

回看两人的渊源，要追溯到1931年。那年春天，李硕勋离开上海赴广西红七军任政委，临行时与周恩来促膝长谈。随后李硕勋在同年秋天在上海就义，留下不到三岁的儿子李远芃（即后来的李鹏）。母亲赵君陶带着幼子辗转谋生：1933年到香港校对稿件，抗战爆发后回到四川投靠亲族，成都生活清苦，幼年的李鹏一边念书一边帮母亲挑水做饭，肩上常被扁担磨出血印。

1939年夏天，邓颖超来到他们家，热情地张开双臂安慰小孩子，自称“邓妈妈”，这既是对孤儿的抚慰，也是革命同志之间承担责任的表述。邓颖超后来带着李鹏一同到重庆，行程颠簸但两人关系亲近。抵达重庆后，母亲在周公馆工作，但周恩来当时已赴延安处理国共谈判事务，未能相见。直到1940年初，周恩来回到重庆，见到少年李鹏，触及其头说像父亲，并时常抽空让他坐在身旁读报、教导为人处世：“腰板要挺直，做事先正己。” 千亿球友会

由于安全和培养需要，周恩来决定将李鹏送往延安自然科学院。临别之夜，周邓夫妇简单为他做了热面，邓颖超还赠予书包和教材，叮嘱延安生活艰苦要坚持。延安的岁月虽艰苦，但为他日后投身革命和工程技术工作打下基础。1946年他随东北干部队下到黑土地，既读书又做事，锻炼出工程师的坚韧。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电力系统工作，1962年调任辽阳发电厂。周恩来与邓颖超视察东北时曾特意寻找他，几人后来在沈阳军区招待所围坐一桌，吃着朴素的饭菜，邓颖超以节俭的言行提醒大家不忘苦日子。

关于“养子”的传闻愈演愈烈，甚至有人拿照片比对相貌。李鹏选择沉默，他认为周恩来、邓颖超对许多烈士遗孤一视同仁，给予资助和照顾，例如聂荣臻之女聂力、刘志丹之子刘建、沙海之子沙比尔·拜克等，更多的是革命前辈对后辈的扶持，而非单一的家庭收养，亦无索取回报的要求。

李鹏于1990年出任国务院总理后，仍与邓颖超保持书信往来。1992年邓颖超病重时，多次挂念他工作辛劳；她于7月11日去世，李鹏到床前轻声唤她“邓妈妈”，再无回应。到2014年出版回忆录《1928—1950》时，他专门写了一章说明两代人的关系：周伯伯和邓妈妈是革命长辈，对烈士子弟都伸出援手；如果论法律手续并非收养，但论亲情，他们确实给了许多人重生的机会，这份恩情应当铭记而非用来标榜。 千亿球友会

晚年被问及师长是谁，李鹏常先提父亲李硕勋，再提周恩来。他总结道：“父亲教会我不怕死，周伯伯教会我怎么活。”这句话既道出血与火的教诲，也最贴切地说明了他们之间既非血缘但深重的师长情谊。